崔笑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高金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是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实践的根本逻辑，溯源“人民中心”的新闻舆论观念能够为对外传播实践提供依据。
在当前国际话语体系中，“西强东弱”的态势尚未根本改变，中国的形象依然面临着西方国家的阻挠和抹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成就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在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故事，迫切地需要相匹配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习同志指出，要加大对中国的宣传和阐释力度，帮助海外人民大众认识到中国是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的党，了解中国能、马克思主义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的原因。[1]
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是“中国对外传播中的语言和文字表达体系”[2]，是中国理念、历史、制度、政策、建设、成就等的外在表达形式，是中国物质性的资源、实践和精神性的理念、价值等的凝结。“人民”是中国话语体系的核心，《中国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鲜明指出：“党的奋斗目标和人民的希望诉求相一致，党与人民一体同心、休戚与共、生死相依”。[3]新时代，习外交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更加重视全球进步潮流，将自我革命与人民事业放在“天下”的时空维度中加以观照考量，人民性成为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鲜明底色。
因此，如何在中国形象传播过程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呼应“人民至上”[4]的理论逻辑，成为构建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过程中的重要命题。
理念源于实践，是实践的先导，核心理念才能解决核心问题。本研究坚持“人民至上”这一中国的核心价值理念，从历时性和共时性出发，着眼于中国百年新闻思想中“人民中心”的新闻舆论观念和中国“人民至上”的人民观念，发掘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人民观的内在逻辑，为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提出“人民主体”的建构思路，形成“人民传播人民”的实践进路。本研究以“人民至上”为党理论创新的根本立场，以期推动中国特色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
习同志多次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舆论工作导向，“人民中心”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关于“人民报刊”的系列论述，成为中国百年新闻思想的核心，与中国“人民至上”的理论逻辑呼应。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是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实践的根本逻辑，溯源“人民中心”的新闻舆论观念能够为对外传播实践提供依据。
“人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历史的人民观为基础，强调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理念，一是新闻舆论工作必须依赖人民，二是新闻舆论工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
马克思于1842年4月为《莱茵报》撰文时使用了“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这一论述，自此，“人民性”的影子在其新闻工作中逐渐勾勒出完整轮廓。他提出“人民报刊”概念，并在担任《莱茵报》主编伊始，将报纸作为践行“人民报刊”思想的主阵地。1843年元旦他在报纸上发表了社论《〈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认为 “人民报刊”即“生活在人民当中” “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5]。1848年马克思创办《新莱茵报》时，将《在德国的要求》所规定的革命纲领和路线作为主要传播内容，联系群众，指导对敌斗争，并强调无产阶级报刊应作为“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成为人民的朋友和代言人。人民报刊依靠人民，代表人民，服务人民，维护人民，“人民性”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根本的内在属性。
马克思倡导新闻自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对抗普鲁士封建王权期间,马克思提出“自由报刊”这一饱含新闻自由的议题——“报刊应不应该是真正的报刊,即自由的报刊?” [6]他认为全体德国人民享有新闻出版自由, 应有权将自己取得的成就告知他人，“否则, 清新的河流也会变成一潭恶臭的死水”[7]。
新闻自由是为最广大人民谋取利益，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8]。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缩影，是的本质属性和生命力，中国新闻思想深深烙印着“人民性”。
1926年，党的宣传议决案就提出了建设工农通讯员队伍的任务[9]。同志在1948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党报“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10]，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强调群众参与党报的重要性——党报作为人民事业的一部分，鼓动群众热情参加和关注才能够反映群众和指导群众；二是创新媒介组织制度——组织通讯员队伍，在编辑部长期设立群众工作部门。这也促成了由记者办报向群众办报的转变，形成了“专业记者+非专业记者”共同生产的社会贯通机制[11]，“群众办报”成为人民作为传播主体的重要里程碑。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新闻思想将人民在新闻传播中的位置推到新高度。同志在思想上将党和人民凝聚，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早在1950年，他就提出“联系群众” [12]是办好党报的条件之一。同志1989年在全国新闻工作研讨班的讲话中强调，新闻工作要“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利益进行舆论导向” ，他认为新闻宣传工作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 ，新闻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13]2008年，同志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引入新闻宣传工作，强调将“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和“人民群众中涌现的先进典型” [14]作为主要宣传和报道对象，将党和人民统一起来。
进入新时代，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格外的重视人民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主体地位。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习同志将“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落实到新闻舆论工作中，形成了“人民至上”的远见卓识，要求新闻媒体及时反映人民创作经验和面临的真实的情况，“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15]。此外，习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新闻舆论工作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方向和创作导向。“人民至上”就是真正把为人民群众提供信息传播、舆论表达和社会生活服务作为新闻工作的根本任务，让人民群众成为真正的 “报道主体”“新闻主角”和“媒体主人”。
习的新闻舆论观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中心”观念继承创新的基础上，尊重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体现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也为中国国际传播工作指明了方向。
人民观是关于人民的总体认识和观点态度。进入新时代，中国在面向全球的过程中坚持“人民至上”，在具体传播实践中延续“人民中心”的新闻舆论观念，人民的包容性和实践性构成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中“人民观”的内在逻辑，回答了人民“是什么”“做什么”的根本问题。
当代中国的人民观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当代世界交往语境下变得更多元。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特征，推动了“人民”的概念发展，反映出中国不局限于“中国人民”的“人民至上”的人民观。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成为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线] “人民”是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依归。以上，构成了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人民观。
同志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一样的内容” [17]。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对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也启示着中国“人民”的概念发展及“人民观”的全球延伸。“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8]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中的人民意涵与时代相伴相生，进入新时代，中国更加重视自身与全球进步潮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始终着眼于凝聚大多数人的力量，“人民”概念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双重场域中变得更包容多元[19]。具有广阔历史观和世界观的“人民”观念也以其包容性、超越性的特征正逐步得到普遍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认同。[20]
中国“人民至上”的人民观不局限于全体中国人民，也体现出强烈的在“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中彰显胸怀天下”的“世界情怀”，[21]尊重各国人民权利，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22]实现向“世界人民” [23]的价值拓展。
新时代，中国植根人民，胸怀世界，关注世界人民共同价值和共同理想，以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民性为价值引领，坚持与发展“人民至上”的人民观念，[24]站在世界人民立场上，着眼于对当今世界局势的深刻把握，作出“世界各国人民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25]的论断，立足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一起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郑重宣示：“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美好的未来！”[26]
习同志在会见美国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时强调：“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我们始终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希望两国人民友好下去。”[27]可见，新时代的中国外交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外交，更是世界人民的外交，人民是中国外交的力量源泉，是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依归。
多位学者提出诸如多语种网红好感传播[28]、Z时代下的青年群体传播[29]、民众化转向下的故事思维[30]等民间传播方式，若针对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本身，或需更具普遍性和典型性意涵的身份凝结。人民不仅是中国外交的力量主体、对外传播话语中的“民本”价值主体，还兼具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实践主体等多重身份，中国在对外传播工作中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人民”是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实践依归。
早在延安时期，以斯诺为代表的知华、友华人士远渡重洋，亲历中国革命，进一步探索中国的思想信念、制度纲要，并向西方社会阐述，澄清相关谬误，帮助中国向西方树立了积极、团结、正义的形象。《红星照耀中国》等作品，均在海外引起了轰动。由此，国际掀起了自发报道中国的热潮，问世了一批由国际友人撰写的著作，如林迈可《华北前线》、韩素音《早晨的洪流——与中国革命》、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人类的五分之一》、海伦·斯诺《续西行漫记》等。抗战期间，中国在全体军民的支持下，健全海外形象传播体系，如早期成立的中国外交部、八路军办事处，海外华侨创办的《纽约新报》《星洲日报》等；1938年，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学校与海外有社会关系的优秀学生和进步青年组成海外工作团；同一时期，进步团体和进步人士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协助下，将相关文稿在港编译、集结出版，中国民间和半官方的对外传播，促进了中国革命话语的传播。
习在“8·19”讲话中指出，要“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31]这种报道方式在对外话语体系建构中获得延伸，在出席各类外事活动的过程中，常以中国人民为传播的内容主体，讲述与世界人民的“相亲”故事，展现中国关心民生、维护和平，积极融入世界和尊重世界文明的精神风貌。如约旦青年同中国姑娘在义乌一同经营阿拉伯餐厅的爱情故事，一对年轻人向往非洲，多次来坦桑尼亚度过“甜蜜时光”并引发网友广泛关注的故事等。
习在主持中国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的提高对外传播效果。” [32]媒介化加速了人民的传播实践，提高了人民作为传播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在互联网跨文化传播语境下，人民作为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实践主体，不同文化环境赋予其多重文化符号，更加适应跨文化传播生态，有助于深化全球精神交往，在不同文化空间开展针对性传播。
值得一提的是，人民作为传播的实践主体，与马克思新闻出版自由之精神不谋而合，新闻出版自由是“人类精神的特权”[33]，区别于资本主义自由报刊，世界人民的新闻出版自由亦回归到中国“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真谛。
强调人民在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主体性，突出人民作为传播行为主体和内容主体的身份定位，“人民传播人民”即将人民作为传播的行为主体和内容主体，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构成了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人民观”的实践进路。
在对外传播行为上，由大众传播时代的专业媒体生产并传播向“人民参与”和“人民生产”的转变，以人民为中心、激发人民主体性，是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人民观”的应有之义。
“场外”指传播内容生产和传播的场域之外。人民是专业机构内容生产的参与者，并在传播过程中拥有对话语体系的“解释”权利。
鼓励人民参与中国官方话语解读。近年来，慢慢的变多的海外人士参与到我党形象的对外传播活动中，如针对中宣部于2021年8月26日发布的《中国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得到海外相关学者的广泛认同和传播，英国学者卡洛斯·马丁内斯在英国《晨星报》、“社会主义中国之友”网站等海外媒体撰文解读文献核心内容[34]，向海外读者宣扬党的重要思想。2022年两会期间，新华社推出外籍专家署名报道，《新华评论：从两会看中国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十年奇迹：中国是如何创造1亿多新增就业的？》取材于亲身经历，展现中国的“民主观”，被脸书和推特用户转发并评论，赞扬中国的发展成就，报道获得了极高的讨论热度。
人民自传播推动官方话语向民间话语转述。网络上初步形成了“媒体+人民自传播”的民间话语传播格局，完善了以官方为主的传播渠道。自传播指基于人物、事件等吸引力而引发人们自愿分享和传播的传播方式。当前，主流媒体、党政机关等依然是中国形象的传播主体，这种官方话语虽然在信息的准确性、规范性、时效性方面高于民间话语，但在趣味度、灵活度、吸引力等方面不如民间话语。人民自传播即人民在平台化媒体上转述官方话语为民间话语，引发海内外人民自传播。在后疫情时代，平台化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参与主体呈现出草根化、平民化等特征，人民已凝聚为中国形象传播的关键力量。民间话语能弥补官方话语和专业术语在“低语境”的新媒体环境下传播缺陷，海内外受众通过微信、微博、抖音、脸书、推特等对中国形象的相关联的内容进行民间传播，并进行“二次创作”帮助海外受众理解，如评论、配图、融入趣味内容等。
“场内”指传播内容生产的“场域”之内。人民是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内容的生产者，人民逐步获得传统大众传播模式下专业机构生产内容的“特权”，介入对外传播内容的生产场域。
一是推动人民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35]，在情感共通中推进“人民话语”的生产和传播。“人民话语”是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中国的“人民话语”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由各种话语陈述、符号序列构成的网络系统整体。[36]人民是“人民话语”的实践主体，“以人为本”“人的解放”“人民至上”等颇具中国对外传播意义的话语体系均源于人民实践，人民是“人民话语”的主人，具有相似的情感背景，人民作为相关话语体系的传播主体，能在无形无界的精神交往中有效提升“人民话语”的传播效率。
二是创新媒体组织形式，激活媒介内容生态。群众办报与通讯员制度，作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制度建构，为此种实践提供了历史经验，能够从根本上壮大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生产和传播队伍。
“群众办报”思想由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提出，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强调群众参与党报的重要性——党报作为人民事业的一部分，鼓动群众热情参加和关注才能够反映群众和指导群众；二是创新媒介组织制度——组织通讯员队伍，在编辑部长期设立群众工作部门。[37]这也促成了由记者办报向群众办报的转变，形成了“专业记者+非专业记者”共同生产的社会贯通机制[38]，创新了传播的行为主体。由中国赴美留学生于1927年创办的《先锋报》，在抗战期间宣传中国形象、号召拥护中国工农革命，并联合海外侨胞和世界各国人民支持抗日战争。中国在全体军民的支持下，健全海外形象传播体系，如早期成立的外交部、八路军办事处等，积累了中国半官方对外传播的经验。
三是释放人民创作活力，激发媒介市场创新动力。当前，中国已然浮现了由民间组织拍摄制作的国家形象宣传片，2015年上线的由网络作家周小平执导的网络贺岁短片《Hi，I’m China》发布后4小时内，收获浏览量10万+、网友点赞1400+，网民是该宣传片制作人员的主体，包括文案、配音、素材等均由网民提供。
四是以人民为中心开展“网众传播” [39]，构建多元话语矩阵。平台媒体的话语矩阵成为文化交互的重要节点，微博热搜、热门标签、意见领袖、话题活动等，侧面反映出人民的话语生产和话语发布能力。随着传播技术发展和人民媒介素养的提高，以人民为中心的话语生产和话语发布经由平台型媒体的算法技术的标签细分和情感聚合，经由参与者的即时分享互动，人民和技术的协同能实时提高特定话题的传播力。如谷爱凌借助其海外社会化媒体账号Instagram、抖音、微博等社会化媒体平台，与全球网友就热门话题广泛讨论，充分的发挥了“网络意见领袖”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相关热门话题提升了中国领导下的国家形象亲和力。
人民报刊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40]，人民一直是中国新闻传播的内容主体。积极推动对外传播中将人民作为内容主体的工作方法，是新时代完善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必要条件。
运用个体叙事手法讲好对外传播中普通中国民众的生活故事。从当今实践看，通过人物形象的个体叙事展现中国的新时代风貌，是构建中国形象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流行线年发布的国际宣传片《中国与你一起在路上》，以农民、学生、调酒师、快递员等为主角，“追梦的路上，我们并肩前行”，8800万中国党员同13亿中国人民一道，为每个人的梦想奋斗，体现了中国朝气蓬勃、昂扬上进的一面。人民的故事是中国最真实的写照，个体叙事手法有助于对外解释“中国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真谛。
弘扬中国人的精神谱系。中国人的精神谱系源于中国为人民谋幸福、为天下谋大同的目标和胸襟，其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著的《论员的修养》被翻译为英、法、德、西、日等多种语言，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南非国父”、黑人领袖曼德拉认为，从个人修养来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论员的修养》。时至今日，中国人的精神谱系成为对外话语传播和话语认同的重要内容。
针对不同受众群体，采用不一样内容主体，达到共情共鸣的最大效果。人民日报制作的“英国小哥下乡记”系列短视频，以英国小哥司徒建国本人为第一视角，前往云南、四川、贵州、甘肃等地的贫困村，体验上课、养猪、养蜂、扎染、采茶等工作并与当地人互动，向国际受众展现中国脱贫攻坚的卓越成就。外国人讲述在中国贫穷的地方的亲身实践，对国外受众来说，“自己人讲自己故事”的话语体系构建方式能更有效地改善其“认知惯习”[41]。
此外，充分运用当代中国涌现的英雄模范人物资源，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鲜活素材，展现与时俱进且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为宏大的线年人民日报发布的中国国际形象网宣片《CPC》，人民作为传播的内容主体，共同勾勒出一个有理想、有信念，有责任、有担当的大党形象，展现了 “燃灯校长”张桂梅、“戍边英雄团长”祁发宝、“非凡医者”张定宇、“核潜艇之父”黄旭华的个体形象。对受众来说，拉近了与传播内容主体的时间距离，达到了共情共鸣的传播效果。
“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理念，“坚持人民至上”彰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新时代中国的外交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念，着眼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
人民观念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是中国百年新闻思想中“不变”的部分。在内外传播工作中，人民始终是中国新闻传播工作的主体。当下，人民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身份定位开始全面向“媒体主人”“报道主体”和“新闻主角”转变。媒介是人身体的延伸[42]，智媒时代下，人民得以深度参与新闻传播工作，拥有新型“媒体人”的身份标识。具身化的身体与技术关系的实践转向增强了用户和“信息空间”的交互性，具身传播的经验积累为人民作为传播主体提供了新的可能。此外，“人民传播和传播人民”在以算法分发为主的平台型媒体上，有助于实现国内用户与国际用户的“分层、分类、分群”[43]的精准对接，增强中国对外传播的实效性。
“人民至上”的全球延伸和价值依归构成了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人民观”的内在逻辑，也回答了人民在其中“是什么”“做什么”的根本问题。研究提出了“人民传播人民”的实践进路，人民在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性凸显，也进一步回应了相关学者“传什么”“谁来传”“传播效果如何”的问题[44]。本研究基于中国“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有助于从历时性、共时性、全局性、系统性等方面推动中国对外传播的主体研究更加具象化，实现“自我—他者”[45]的关系转换，从话语方式、话语主体、线]等方面建构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形象全球传播与认同研究”（批准号：21&ZD314）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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